蓦地看到一个乳臭未干的毛头小子穿着橙色囚衣、带着手铐脚铐在过道走过时,他们都露出了困惑的表情。

#狱中生活# 是非盈利性新闻机构 “马歇尔计划”(The Marshall Project)与 VICE 正在进行的合作项目,让生活和工作在刑事司法系统的人们以第一人称讲述他们的故事。我们将连载 “狱中生活” 专栏。

“马歇尔计划” 曾获得2016年普利策新闻奖100周年的解释性报道奖荣誉。


我在华盛顿出生长大,母亲是个毒虫,因此我童年的部分时间都是在寄养家庭里度过。于是,自小缺乏照顾和引导的我开始混迹街头,以那些混混大哥为榜样,希望融入其中。

16岁的时候,我们一群人参与了一次持械劫车,我被起诉并按成年犯的标准被判入狱12年。但由于这个区没有设立地方监狱,因此他们可以把我送到美国境内的任何联邦监狱里。

我被转到一个由监狱管理局对外承包、设立在蒙大拿州的少管所。从牢房里那个雾蒙蒙的小窗户看出去,外面什么也没有,只能看到山头和18轮的大卡车。周围都是粪肥的味道,非常浓烈,还曾经有奶牛爬上围栏。

我是唯一的黑人。这里没有黑人囚犯,也没有黑人警官。

生日那天,母亲给我寄来了几双运动鞋。我刚刚穿上,就有一个家伙跑过来,挖了挖鼻子,然后在我的鞋子上擦了擦。我还没反应过来,他就跑去告诉一个警官说我威胁了他。

接下来就没得说了,我马上就被隔离起来,没法为自己辩护,也没有机会解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第二天,我就被送走了,仿佛他们早有预谋要把我赶走。

然后,我就被送去华盛顿的西雅图呆了半年。下一站是俄克拉荷马州。

再然后,我刚过18岁不久,就被转去了密苏里州斯普林菲尔德的成人联邦监狱。

飞往斯普林菲尔德的路上,所有人无论男女都像牲畜一样挤在飞机上。蓦地看到一个乳臭未干的毛头穿着橙色囚衣、带着手铐脚铐在过道走过时,他们都露出了困惑的表情。

“你确定你上对飞机了吗?” 其中一个工作人员开玩笑地说了一句,并问我社保号码的后四位。不过他很快就意识到,我才刚刚成年。

我被送到斯普林菲尔德,在一个医疗监狱里工作。这个地方看起来就像一座医院,有绿色和白色的地砖,有白色的墙面。但是,无论怎么干净,这里都难闻极了,全是粪尿的味道。

有一块区域是心理病房,主要安排给精神不正常的犯人,以及无法适应监狱环境以至于精神崩溃的牢犯。有一块专门设给需要动手术的囚犯,有一块是给患有慢性病和晚期病人的,还有一块是给在这里工作的 “干部”,也就是像我一样被送来这里工作、协助管理的犯人。

在单位里,我们有不同的工作(管理员、病历文员、透析护理员等等),我申请的岗位是护士助理,因为工资最高。我没有相关的资历或证书,所以接受了另一个囚犯的培训,工资是每小时71美分。

这就是我的第一份工作,其他年轻人的第一份工作大概都是在麦当劳打工吧。

在那里工作了一段时间后,我开始意识到我做的大部分都是护士的工作,虽说我本来只应该协助他们。每次有人需要帮助的时候,他们都会叫护士助理去处理。除了分药以外,其他所有工作他们都会交给我们。

我帮人洗过澡、换过尿布、擦过屁股。我跟那些患病的囚犯渐渐熟悉起来,他们很感激我,也说过要帮我买饭,或是每个月给我钱,让我继续照顾他们(我并没有接受)。

我还很年轻,但是在那段时间里,我见证了很多犯人离开人世,平均每个月会有4到10个人。我们会把近期去世的人的照片挂在墙上,也不是什么充满美好回忆的老照片,只是在他们刚被送到密苏里州时拍的,上面还有他们到达和逝世的日期。

这些照片往往很难看,只有他们凹陷、空洞的眼睛。

Ziggy 是我刚开始照顾的几个犯人之一,他跟我来自华盛顿的同一个街区,也都可能被判处终身监禁。他喜欢唱歌,被捕入狱前在一家夜总会的乐队工作。他35岁,深色皮肤,跟我一样剪了平头,重230磅。他曾经说他要长胖了,因为坐在轮椅里得不到什么锻炼。

Ziggy 腰部以下瘫痪,很难活动两条手臂。他跟我说,他曾经跟一个狱警闹矛盾,然后被几个人围殴。刚开始他的手完全没法动弹,但是在理疗之后,他的手就能偶尔动动了。不过,在他能够重新走路之前,我都帮他洗澡、换尿布,还喂了很多顿饭。

Ziggy 嗓门很大。他爱唱歌,但更爱开玩笑。因为他的手臂力量还不够,所以他会慢慢地推着轮椅接近我,到我身后的时候突然大叫,“哈,抓到你啦!”

他也会用幽默来掩饰尴尬。有时候我帮他洗澡或换尿布的时候,他会说,“我知道你在看哪里,但我会好起来的啦!”

有一天,我心情愉快地走进他的房间,但我很快意识到,他今天没心情开玩笑。他坐在轮椅里,低着脑袋,背对着门口。我悄悄地观察他,看到他试图用手掩饰脸上的泪水。

“哥们,哭啥呢?” 我问他,心想可能有人去世了。

Ziggy 抬头看我,一脸沮丧,不假思索地说,“兄弟,我再也受不了了。”

他告诉我,有个护士刚刚跟他说,他应该早死早超生,别再浪费社会资源了。

“噢,妈的。” 我这样回道。我真的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待在医疗中心的那段日子里,我看到那些精神病人整天被关在房间里,有些人还被绑在石膏板做成的病床上,赤身裸体进行电击治疗*。

最后我离开了这份岗位,因为我需要一张能在社会上用的证书,于是我成了厨子。

时不时地,我会看到 Ziggy 在走道上晃悠。我跟他说,我马上要离开这里,被转去新泽西州了 —— 这也是我八年来第一次回到东海岸。他没说什么,只是告诉我出去以后注意安全,但我可以看出来他伤心的神情,他不希望我离开。

至少,发生了这么多事情以后,Ziggy 还有伤心的能力。这个地方还没有完全改变他。我身边的其他人就视若无睹,我们看到太多的死亡,看到太多突如其来的调动,人们不得不从朋友身边离开,而且事先没有一点预兆或提醒。

后来,在一个读书俱乐部里,我读了一本伊曼纽·扎(Emmanuel Jal)写的《战时儿童》(War Child),写的是苏丹的童军。我无法相信,这个故事跟我的经历是这么相似。战争迫使你去做那些不想做的事,监狱也会把你变成另一个人。

我看过成年人选择自杀,因为他们无法忍受下去。如果监狱能把一个成人逼到这种地步,那它能把一个孩子逼成什么样呢?

作者今年27岁,要求保持匿名,服刑12年后于2016年出狱回家,正在重建他的生活。他现在的工作包括帮助患有自闭症的年轻人,在杂货店当售货员,以及为华盛顿的 “自由心灵” 读书俱乐部与写作工坊(Free Minds Book Club & Writing Workshop)撰文、联系推广社区活动。

*监狱管理局(BOP)未对本文的说法作出详细回应。

编辑: 邢逸帆

Translated by: Joy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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