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法庭上接受认罪协议的时候,我并不知道自己会因此被打上终身的烙印。

#狱中生活# 是非盈利性新闻机构 “马歇尔计划”(The Marshall Project)与 VICE 正在进行的合作项目,让生活和工作在刑事司法系统的人们以第一人称讲述他们的故事。我们将连载 “狱中生活” 专栏。

“马歇尔计划” 曾获得2016年普利策新闻奖100周年的解释性报道奖荣誉。


我爱我女儿。对绝大多数家长来说爱孩子是天经地义的,但我真的爱死我女儿了。她真的是脸上带着笑出生的 —— 没有啼哭,就是一幅灿烂的笑容,手术室里的医生和所有护士都很惊讶。

两年前我站在边线旁看她参加的一场六年级足球比赛的时候,突然决定自己要去执教她的下一支球队。为什么不呢?我总去看她踢球,并尽量不让自己对她大喊大叫发号施令。可我还是会冲她嚷嚷: “移动到离球门近一点的地方,” 或者 “别让她跑到你前面!” 她一般都会示意我闭嘴,然后跑到离我尽可能远的地方。但当终场哨声响起,我们又都会对刚刚发生的一切一笑了之。

作为一名社区大学的讲师,我的日程安排非常灵活,完全可以承担教练的工作。于是在给女儿报名参加一个暑期篮球联赛并不经意地提到自己有空做志愿者,而他们真的让我当教练的时候我高兴坏了。她几乎和我一样兴奋。 “不可能!不可能……” 她一遍遍地重复着这句话。 “是给我和我们全队当教练么?” 她问道,兴奋地在脚边的篮球上蹦来蹦去。

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为了给新赛季做准备,我们进行了传球和投篮练习,还开玩笑地讨论过比赛的时候她到底应该叫我老爸还是教练。

但在赛季开始前大约一星期,我收到了一封电子邮件要我填写一份志愿执教表。当时我就被那些年常常感受到的那种焦躁不安的情绪击中了。每次求职的时候我都能体会到这种令人厌恶的担惊受怕的感觉。

果不其然,执教申请表里有这样一个问题:你是否有犯罪记录?

多年前当我在法庭上接受认罪协议的时候,并不知道自己实际上会因此被打上终身的烙印。1994年我因涉嫌私藏管制物品并企图贩售而被捕,被判入狱7年甚至更久,但可以缓刑5年。那会儿我才刚进大学,一心只想回去上课完成学业。于是在同意了认罪协议的条件后我被当庭释放,我为获得自由感到高兴,自以为这件事差不多就到此为止了。

很快我就发现实际上认罪协议并没有给我带来自由。

跟我的许多有色人种朋友所遇到的情况一样,从那之后刑事司法制度就像是一团挥之不去阴影笼罩了我的生活。因为有犯罪记录,我在应聘那些完全是屈就的职位,甚至包括在申请就读法学院的时候,被一次次地拒绝。现在又来这么一出:我可能连一个青少年篮球联赛的志愿教练也当不了。

我只是想帮忙辅导我女儿和社区里的其他孩子。我喜欢运动并且原先自己业余打球的时候也遇到过几位很棒的教练,我终于有机会用那些导师们曾经教导过我的方式来为孩子们做贡献。我觉得自己会成为一名很好的教练,专注培养孩子们的注基本功并给予一些温和的辅导。

我从没犯过暴力或是针对儿童的罪。因为持有大麻和毒品这种轻罪被逮捕倒是有过几次,然后就是那场判了刑的官司。但在被定罪近20年后,我又面临着相同的现实。

我还怕不得不向其他家长、老师和社区成员 —— 那些我怀疑可能会毫不留情地评判我的人透露自己的过去。我一直在努力工作让自己成为一个有一技之长并可以和他们平等相处的人,现在我却怕他们会像对许多其他的有色人种那样,把我看成是一个麻烦。

申请表上甚至没有地方让我填学历,所以我没法把自己的本科学位,工商管理硕士学位,或法学博士学位这些在我被判刑后获得的学历逐一列出。

我琢磨着该怎么跟我女儿解释这个问题。在共同经历了几星期的准备,训练和兴奋之后,我该怎么跟她讲呢?

犹豫再三,我填好了申请表并附上了一份关于我那件官司的详细说明,听天由命吧,但愿善有善报。谢天谢地,几天后他们给我寄来了正式的队员名单还有一封祝贺信。于是我和女儿还有她的队友们开启赛季征程,最终止步于半决赛。我得到了家长们的祝贺,收到了孩子们的卡片和感谢信,

篮球联盟里没人对我的执教申请发表过任何看法。我想去问问,但考虑到女儿我觉得还是应该别吱声,把精力集中在带队上。

从内心来说,我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寄希望于自己最终能跟过去划清界线并且不再受任何影响。但我的经验却告诉我不能对此抱太大希望;我很难摆脱疑虑和悲观的情绪。

为自己二十啷当岁的时候所做的糟糕选择不停地解释了二十年使我麻木。而不断看到跟我有同样遭遇的人努力想在一个似乎就是要迫使我们去做错事(哪怕只是为了生存)的制度中把事情做对,更使我感到怒不可遏。

只有我女儿在赛季结束时给我的那个拥抱让我相信或许,只是或许,社会在不久的将来能够不再纠结于我的过去,而是接纳现在的我。

编辑: 邢逸帆

Translated by: 威廉老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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