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场大型互联网乡愁展示会。

1992年,艾敬写下了《我的1997》,这首著名的单相思情歌后来因为成功地预言了 “自由行” 这个旅游产品而成为经典。然而对于很多人来说,关于1997的记忆并不那么宏大,八佰伴和红磡新万博 体育网馆也不过是另外两个遥远的地名罢了。

历史有选择性记忆,这是少数派的权力,也意味着更多人并不会被那个历史性的时刻记住 —— 但他们也不会被遗忘,他们会被自己的生活记住,那是属于他们的瞬间。我们找到了一群二十年前的普通人,问了问他们是否记得1997年7月1日那天自己在干什么,即使当时他们的生活与香港回归这个时代大背景不会发生任何关系;二十年后,他们或许依然普通,但当我们把所有人的记忆汇聚到一起,也就能突然发现每个人都离这个遥远的历史节点更近了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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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我数学奥赛拿了全市第一,然而并不能进入天津最好的初中,因为语文成绩太差。老爸花了17万买了个房子,现在值1700万,然而并不能出售,因为这价格买不到现在住的这种。

1997年7月1号香港回归当天,我跟家人在意大利探亲,当时在和当地的华人一起看香港回归的直播,他们都很关注这件事。我父母觉得香港回归了,过两年澳门也回归了,接下来想的可能就是外蒙古和俄罗斯抢占的地盘能不能回归的事了。我父亲比较关注国际局势,我和我妈不太关心,因为要活在当下。如果没记错的话,我当时跟我爸说,以后想当交接仪式时三军仪仗队里拿刀的内个军人,我记得他挥舞刀的动作特别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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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生日在香港回归第二天,每次和别人说自己的生日时,都开玩笑说,“因为妈妈看到香港回归太激动了所以把我生了下来。”

因为生日比较靠近香港回归,爸爸曾经想给我取名 “汪紫荆”,被我妈制止了。后来我发现我们这年出生的人,真的很多都叫 “紫荆”,但除此之外,他们好像也没有与香港有其他特别的关系。

我现在在上大学,一直很想去香港,我还没有去过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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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年我在湖北宜昌上中学。生活在我们那个县城的人,当时对香港和回归也没什么概念,虽然大人小孩都能叫出几部港片和磁带歌星的名字,但大家一直认为香港就是外国,在那里发生的事情真的离我们太远了。

那一年我读初二,香港回归肯定是当年政治科目的考点。7月1号当天我在家看了交接仪式,心里也蛮激动的,想着浪子总算要回来了 —— 但马上我又想到,要是真回归了,那些黑社会的大哥和三级片女郎们该怎么办?反正说到 “回归”,那个感觉总有一点不真实,半夜听了首张学友的《Linda》就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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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我在吉林辽源上学。香港回归当天我们没有上课,而是去礼堂演出庆祝香港回归。全班大夏天穿长裤,剧场的灯光烤得我要熟了,全身都是汗。我们的服装统一都是黑鞋白袜,全班买统一的大背心,上面印着的图案就是1997,庆祝香港回归。

演出先是诗朗诵,然后大合唱《东方之珠》,班主任是指挥。大家对香港回归这事儿不是很了解,后来看电视和听老师讲解才明白怎们回事儿。也明白了学校组织演出的目的和意义。但是演出大家都还是觉得无聊,因为每天下午至少两节课要练习那几首歌,翻来覆去,还要看我们班主任拙劣的指挥技巧。夏天很热,大家热得闹心。练习完唱歌,我还要继续学习、自习、上晚课,还要准备平时测验还月考。

当时我也看了香港回归的直播,印象很深刻。看到港督彭定康坐车离开的时候,我觉得他的背影很可怜很狼狈。但是咱们国家仪仗队的正步踢得真漂亮,比英国的好看,我觉得祖国真牛。那时候我们被老师教育得总认为香港不是回归,而是有种祖国强大后把它从英国手里抢过来的错觉。

我现在是一个普通公务员,每天忙忙碌碌,真的是操心挨累赚钱少的活儿,到现在还没去过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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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回归的时候,我在深圳上初中。6月30号晚上,学校组织我们去皇岗口岸欢迎驻港部队的车子。我们都很兴奋,晚饭的时候电话声此起彼落,都在联系同学约地方碰面时间什么的,大家多数是因为可以凌晨在外面晃悠而激动。我们当时好像还拿着小旗子(可能是到目的地才发的吧),凌晨左右挥动起来欢送军车过境去香港。

反正后来做了什么都忘了,也就是一大帮同学聊天,聊得又累又饿,清晨看到附近的麦当劳一开门,冲进去点了个麦当劳早餐。

关于回归,心理感觉真没有特别印象深刻,可能也就是有点觉得,因为参与和见证了了不起的历史时刻而激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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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正好初三,那个年纪世界里只有自己,对周围尚无感知。只记得当时剃了个平头学抽烟,但是看人打架还是吓哭了。

1997年7月1日就是我当时最普通的充满青春期愤怒的一天。98年顶着平头第一次去了香港,在紫荆花下面拍照被路人夸漂亮。08年到香港读书,正是金融危机,我住在深水埗2000港币一个月的唐楼9层(没电梯),楼下的茶餐厅跟我关系特别好,为了我特地把外卖送到六层(一般只送到三层)。每天晚上下课回家,茶餐厅老板的儿子都在打烊后的餐桌边洗脚,看见我,都会热情地招呼一声:“大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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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回归那天正好也是党的生日。我记得当时单位组织了合唱比赛,在学校的大礼堂唱红歌。因为部门很多,大家唱得筋疲力尽的,唱完就到下班时间了,然后我就回家看晚会。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新疆太偏远的原因,这里没有像其他地方彩旗飘飘喜迎香港回归,街上还是像往常一样,最多挂两条横幅。

香港对于当时的我们来说感觉太遥远了,回归祖国的怀抱又不是回归我的怀抱,所以真没特别深的感触。只能说当天确实挺高兴的,因为建党节唱红歌不用上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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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年上半年,“香港回归” 就是我的生活重心。学校的 “红五月歌咏比赛” 每个班参赛的歌曲也都没脱离回归情节,印象里童安格的《把根留住》是被传唱次数最多的。

真到了七月一日,思想觉悟反而放松了,学校和家长破例给了我们熬夜的权利,我在一个同学家度过的 “回归之夜”。同学家有个小天台,楼下电视里放着回归交接仪式,我们站在天台上可以看到天安门升起的烟花,那会北京的楼盘还没现在这么密集,地处西单的胡同可以轻而易举的捕捉到绚丽景象。真让我回顾这晚发生的事,用陈果的《去年烟花特别多》直接就能概括。

其实也因为当晚的回归晚会,我目睹到了彭定康和董建华的尊容,不得不说这一时期周星驰的名作《食神》里吴孟达的造型活脱就是董建华的 Cosplay。

对于我们98届初中毕业生来说,中考的政治试卷里,额外增加了部分关于 “香港回归” 的时事题,仔细一想其实是件好事吧,这类题基本上都能拿到满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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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年香港回归,我是在医院度过的,那天我迎来了我儿子的出生。我妻子的预产期本来是在7.1之后的几天,但在七月一号那天早上十点多,她就出现了待产的状态。我儿子在下午一点出生了,那天妇产医院里只有我妻子一个生孩子的,医院里值班的人都来帮忙了。

儿子出生时,我坐在医院阳台上,由于放假,产房外没有人,阳台窗外的镇子的街道上挤满了人。镇上的人都在逛街,或者准备回家看回归直播。

我姓郭,给儿子起名叫 “迎港”,谐音 “国迎港”,小名叫 “双喜”,因为那天还是党的生日。有人还建议我叫他 “港归”,但我觉得 “港归” 太难听了。我曾跟我儿子说,你就是为了香港而生的,长大以后,你要去当港督,治理香港。

我现在在做工程监督,我儿子现在在内地上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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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香港回归之时,我坐在电视机前,激情澎湃地观看央视播放的回归直播节目。当时家里有一台方头方脑的花了我好多零花钱的最为原始的电脑,可以拨号上网。在网上零星看到香港人移民加拿大、美国、英国的消息,懵懂中不明白这些人在回归祖国妈妈温暖怀抱的时候,为何如此急于逃遁?我应该是中国互联网最早的一批网民,其时其地,对香港回归怀有一种所有大陆群众都有的浅薄的爱国主义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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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白天忘记在干嘛了,大概是在爬院子里的番石榴树,有可能中午时煮了一大锅粥晾着,等阵雨过后我爸带我到江上游的水坝游泳。

晚一点我则记得很清楚:平时我会把爷爷的房间弄得很糟糕,他那些都是灰尘的书和杂志,有《英雄谱》、70年代的《地理》和《连环画报》,都会被我翻出来堆到花瓷砖地板上看 —— 但那天的确没有,地板很干净很冰凉。弟弟和我一起,天色渐黑我们也没有开灯,就着黑白电视看香港回归。那天我第一次意识到 “室内飘扬”—— 典礼上的旗子被人造风给吹起来。

爷爷在典礼放到解放军进驻的时候才回来,坐到竹躺椅上,我俩则趴坐在地板上。稍后我回家了,我妈应该拿出了之前香港亲戚给的港币,我们看着港币上的狮子,想象着香港的模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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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年的时候我刚从厦门调到科技部工作,我和女儿一起来到北京。回归那天上午好像还是正常上班,早上7点之前我从清华的小区出门,坐一个半小时的公交车去上班,但下午提前放假看回归仪式。

当时香港回归是一件全国的大事,身边人也都特别关注回归仪式。当时不少我在香港的朋友,回归前移民去了加拿大,因为他们担心回归后香港不繁华了。可是身边国内的朋友都很兴奋,感觉回归是大好事,至少可以更方便的去香港了。

在那段时间里,国内的许多大型会议都特地去深圳开,我在回归前后去深圳参加了一个风险投资会议,会上有中国风险投资之父成思危的报告。风险投资当时在国内刚刚兴起,有一种引领时代的感觉。会议组织我们去罗湖口岸,与香港一街之隔的中英街,但是因为刚去过美国和加拿大,当时对那里的感觉不是很强烈,甚至有一丝失望。不过感觉深圳当地人都很兴奋,好像空气中也都有着欣欣向荣的气氛。

那些回归前移民的香港朋友,现在大多数过得一般,个别人很后悔失去了一次机会。我现在刚从联合国南南合作技术产权交易所辞职,在做风险投资咨询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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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年的时候我13,岁数超过现在的1/3,体重不到现在的1/2 —— 因为当时整天都在追着球疯跑,狗一样。那年的十强赛是中国足球真正意义上距离成功最近的一次机会,全国中小学的男生都疯狂地爱着这项运动。然而我们并没有赶上最近几年的这个好时代,在政策没有倾斜的大背景下,我们只能在水泥地上练倒钩、绿化带里鱼跃头球,但每个孩子都确信自己是下一个范志毅和郝海东。

7月1日那天学校放假,整个楼区里所有的少年都聚集在楼前的自行车看管处里踢球。20年前,人们主要的交通工具还是自行车,私家车尚且遥远,而花钱存车的消费观念更是未被大家所接受,因此这个自行车棚子从落成之日起便废弃了,积满尘土后变成了孩子们封闭的室内足球空间 —— 它足够大而且安全,家长们不用担心我们踢碎谁家的玻璃,于是将这里默认成了小区的足球训练场。

只不过我印象里从没有这样一天,晚饭时分竟没有一个孩子的家长来揪着耳朵叫他回家吃饭。我们像一群被集体遗忘的孤儿,耗尽了身上最后一分力气后,一个挨一个地躺在车棚的斜顶上看天。7月的北京天黑得很晚,我们就那么看着云,闻见空气混着我们身上蒸发着的汗味儿和尘埃未定的土味儿,听着国歌从每家的窗户里传出来,被风吹得断断续续,谁也没劲儿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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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那天我在口岸,当时就是看解放军坐在敞篷卡车上面一车一车过去,很多人过来欢送,感觉好像全深圳的小学生都来了。当时我小孩才出生不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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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象很模糊,依稀记得在看直播。我当时8岁,住在一个湖北十八线小县城,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一方面当时觉得与有荣焉,另外一方面觉得很奇怪:英国人看起来更体面文明,香港看起来也比那时候的国内城市现代太多,咋就 “回归” 了呢?前前后后看了很多港剧,尤其是时装剧,可以说我对现代都市的想象,最主要是港剧给的。

说来也奇怪,后来去了那么多地方旅游,直到今年才第一次去香港。在香港只呆了三天,哪怕自己处处尽力得体,依然感受到我所接触到的本地人对说普通话的游客,存在一种超乎其他巨型城市居民的冷漠,甚至有时近乎刻意的不屑 —— 比如点菜用英文才有人理,都很难让人觉得舒服。极化的政治气氛绑架市井生活,此为一例。当然,这样的政治局势之下,也很难苛求港人做道德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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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年香港回归那天深圳下着雨。当时刚刚考完中考,我们都处于激素爆棚又无事可做的极拧巴状态。于是大家约好各自叫上相熟的女同学,下午出发到小梅沙过夜看海,一切以毕业的名义。

晚上当国旗区旗高高飘扬在直播屏幕上时,我们正一人捏了一把扑克牌在海边民宿的床上厮杀。窗外海滩上有人开始放烟花,几个女生跑到阳台看热闹,其中一位回头喊我名字,我抬头她正冲我笑,脸庞忽明忽暗的,就说:“等会儿马上这把我得赢。”

当然我没赢,等抬头再找她,发现她们已经不知道什么时候回各自房间了。此时电视里末代港督彭定康正在登船挥手离开,窗外黑漆漆的海面突然又猛起一阵雨,下得跟创世纪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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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回归那年,我才不到四周岁。

早上去托儿所之前,换了爸爸新买给我的裤子,是那时候很流行的小裤脚,米色底上面印满了小小的紫荆花图案。我超级喜欢这条裤子,后来有在出去玩的时候故意穿这个,就是为了拍照片。我记得当天特意穿了白布鞋,因为小朋友们要表演大合唱进行庆祝。老师用口红帮我们在额头上点了红色的点,画了红嘴唇,拍了腮红,托儿所里还拉了横幅。

晚上下班时候,爸爸工作的矿里的广播在放的是《我的中国心》。那天爸爸在办公室加班到很晚,忙着做矿里的宣传,要紧跟热点出香港回归的新闻和报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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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我在和全家人一起看电视直播。烟花、坦克,解放军在中环列队,降旗和升旗仪式。感觉像是一场新年的倒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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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我在深圳关外工作,那里有很多台资企业和工厂,其实在那边的人对回归的气氛都没什么印象,因为大家都是在很拼命的工作。如果要从关外进关内不仅要暂住证还要边防证。(注:深圳特区的设立并不是意味着整个深圳辖区都是特区,而是指深圳的一部分是特区,特区内就叫关内,特区外就叫关外。)

只有在深圳的市区内也就是关内可以看到一些和香港回归有关的东西,比如紫荆花旗,但当时不是信息爆炸的年代而且也没有现在这么多的 LED 的,所以其实气氛不是很浓,但因为工作很忙所以也不是很有空去感受气氛。

1号是每个月上班的日子,那时候到11点晚上才下班,下班大家就赶紧吃饭洗澡,所以别说晚会,也根本没时间去关注回归的事情。工人们最多的娱乐就是打打牌,看电视得到厂门口的小店那里站着看,到了12点保安就会锁大门不让进出的,所以也没有回去看回归的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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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是邮电局的最后一年,此后便分成了移动联通邮政电信。因为是邮电局,所以当年的春天(或者是夏天的时候,记不清了)发行这枚纪念金箔小型张时,每个员工便享受了一张内部发放。

我因为办公室资料的错误(当时还没有OA一类的互联网办公系统),被重复发了多次。当年因为通信行业垄断,手机动辄三五万,电话初装费三五千,所以我们单位效益不错。我这里又是经济最发达的江苏,所以收入也算挺不错的(三年后苏州移动最底层员工都在年薪20万了,所谓全国通信看移动,全国移动看苏州,这句话这么来的)

嗯,那年的回归的夜晚,我是守着电视看回归仪式的,看国旗升起,泪奔,一夜无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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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贵州都匀市布依族人。97年,都匀只有60万人口,因为是黔南州州府,所以才算一个城市。97年,这里发了大水,后来整个城市就没了。

那时候我念初二,是新万博 体育网生。上午田径训练,背着杠铃跳山,结束后回家做饭,给医院的老爸送过去。我就住在学校旁边,下午翻墙进去念书,晚上接着练足球。那一年,我第一次恋爱、第一次全州获奖、第一次赚钱。因为训练,每天都有50元补助,可以去玩拳皇,或者与朋友喝酒。老妈支持我的爱好,可惜书法和吉他我都没学会,她反倒学会了。

我对未来是一无所知,因为我过得很好。

我身边所有孩子都来自事业单位大院,我爸在还未分家的邮电。他带着徒弟,满山维修电线杆。贵州山多,一个山头就几户人家。他弄完就在田里睡,得了风湿,后来引起心脏病、脑血栓和半身瘫痪。

7月1号,香港回归。我和老爸坐在沙发上看直播。七天后,他去世了。

老爸去世,存折里只有一块七,至今都没取出来。更多的,是债务。我妈告诉我,以后你需要更努力。为了还债,我妈从体制里出来经营报刊亭,顺便做城市的书籍代理。我看了好多书。我突然想知道,书的那头,是怎么样的世界。

后来我从新万博 体育网生成了普通的高中生,并得到捐款,去北京读书。高中毕业的第一个念头,便是做生意还钱。我去贵阳进书时,看见街上的乞丐,那是走丢的三叔。

我的1997是人生转折,没有国家大事,只有家庭变故 —— 我是家里面唯一的男生,要把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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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四川人,城市曾因码头兴盛。97年回归时我6岁,读小学一年级。

那天我们城市发大水,我去河边摸鱼玩。回家穿过小巷子,碰见11岁的表哥。他全身牛仔,却没有内裤。头发染成蓝色,看上去很帅。牛仔裤里插着一把西瓜刀,是从家里拿出来的,和他人差不多高。后面跟着给他背书包的小弟,还有三拨人,准备去打架。他拦住我,“把你们学校的校霸叫出来,我给他一耳屎他都不敢怎么样。” 我觉得有点慌,说要回家做作业,走掉了。后来表哥去了操场的沙坑,用刀穿沙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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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回归,重庆直辖,我考上了区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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